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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理羣:“如一箭之入大海”——讀王得後的魯迅研究
來源:《魯迅研究月刊》 | 錢理羣  2021年09月30日09:05

第一輯 立人:魯迅思想的出發點,歸宿和中心

評點

收入本輯的第一篇文章《致力於改造中國人及其社會的偉大思想家》,寫於1981年7月,是為紀念1981年9月25日魯迅誕生一百週年召開的學術討論會提交的論文。這一次學術討論會在新時期(改革開放時期)魯迅研究歷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它開啓了獨立自主的創造性的魯迅研究的新格局。得後的這篇論文在會上一發表,即給人以耳目一新的印象,但公開響應者並不多。當時的魯迅研究權威陳湧連續在兩篇文章裏,指出得後的“魯迅立人思想論”是對他理解的馬克思主義階級論的挑戰;而他的批判似乎也無人響應。這樣的魯迅説的“如一箭之射入大海”式的無力與寂寞,就幾乎成了得後獨立、獨特的魯迅研究的命運。但無論如何,得後這篇《致力於改造中國人及其社會的偉大思想家》,還是成了他的魯迅研究的代表作。

儘管得後解釋説,他沒有把文章中的主旨“立人思想”寫進文題,是因為當時思想禁錮依然很多,必須“避免刺激我們中國的‘階級論者’”(《寫在<魯迅教我>後面》,文收《垂死掙扎集》);但“致力於改造中國人及其社會的偉大思想家”這一命題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種創新,明確提出魯迅思想的獨特之處,就在於它是“關於現代中國人的哲學”,是“關於現代中國人及其社會如何改造的思想體系”:這顯然包含了對魯迅的一個全新理解與概括。如得後所説,許多人都把魯迅歸於“為人生派”,其實並不準確;魯迅更注重於“改良”與“改造”。這正是“作為一個思想家的魯迅的一個本質特點,即是他的實踐性”,“他畢生執着於現在,腳踏實地,從事一點一滴的切實改良這人生的工作,他永無止境地革新的要求和努力,他奮不顧身地反抗一切黑暗、戰取光明的鬥爭”,這樣的集“解釋世界”與“改變世界”於一身的“精神界戰士”的品格正是魯迅區別於書齋的思想者,格外有魅力之處。更具魯迅特色的,是他對“人的改造”與“社會改造”關係的認識與把握:他明確把“人”放在“社會”前面,顯然大有深意;但他同時拒絕離開社會改造,把人的改造變成純粹個人的修養,也就具有了鮮明的“變革時代”的特性。應該説,這樣一個“人——社會——改造”的思想與實踐格局,對正處於思想解放的時代大潮,迫切要求尋找新的出路的我們這一代是有特殊吸引力的。這樣,得後對魯迅思想的這一新的概括與揭示,就具有了一種學術研究的目的論與方法論的意義。我自己就是由此得到啓發,決心用學術研究的方式,通過對魯迅思想的研究與講述,投身於1980年代“改造中國人與社會”的改革開放的歷史潮流之中。我在第一部研究魯迅的專著《心靈的探尋》首頁就明確提出:“謹獻給正在致力於中國人和中國社會改造的青年朋友”,這樣的“把自己的人生選擇與學術選擇,做人與治學融為一體”的選擇,自然來自魯迅的影響,但也確實受到了得後研究的啓發:這是我對得後研究的價值的一次親身的體認。(參看錢理羣:《我的中國人與社會改造與實踐》,收《八十自述》)。有意思的是,得後在其所寫《錢理羣<心靈的探尋>讀後》(收《魯迅與中國文化精神》)也給與了充分的理解與肯定;其實,這也是我們共同的追求。在1980年代,具有這樣的社會責任感與歷史使命感,自覺追求學術研究與改造人和社會的實踐相結合的魯迅研究者,人數不多,卻自有人在,彼此相濡以沫,卻從不拉幫結派,雖形不成什麼力量,更談不上構成什麼傳統,卻永遠讓人懷想。

再回到《致力於改造中國人及其社會的偉大思想家》一文的主旨上來:得後一直強調,他閲讀、輯錄魯迅作品一開始,就有一個想法:“首先要梳理清楚他有什麼?是什麼?是怎樣的?為什麼是這樣而不是別樣的?特別是要問一個‘為什麼?’”到1980年代,要研究魯迅思想了,“心裏一直有個疑問:都説魯迅是偉大的思想家,可魯迅有什麼思想呢?”當時魯迅研究界的主流,都認為“魯迅只有別人的思想”,“早年有朋友説他是‘託(爾斯泰)尼(採)思想’,後期又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那不就沒有獨立的魯迅思想了嗎?”“更有人認為魯迅根本沒有什麼系統的思想可言,魯迅根本就不是什麼思想家”。得後“決定冒險”,“提出我的讀魯迅的心得”,對“屬於獨立的魯迅自己的思想體系”作出自己的概括和回答,提出了“立人是魯迅思想的出發點,歸宿和中心”這一命題。(《寫在<魯迅教我>後面》)。

得後的這一研究思路,正是反映了1980年代魯迅研究的時代需要。得後特意提到王富仁在八十年代初提出“回到魯迅那裏去”的口號,那是代表了我們這一代魯迅研究者的共同追求的。我在《心靈的探尋》的“引言”裏也這樣明確表示,“用任何一種曾經影響過魯迅的思想來概括這嶄新的思想,都是片面的,我們只能如實地把它叫做‘魯迅思想’”,我也根據對魯迅作品裏的“單位觀念和單位意象”的梳理與研究,提出了“於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於天上看見深淵”、“於無所希望中得救”等一系列魯迅式的命題。這都可以看作是這一代學人中的一部分人開掘魯迅獨立的思想體系的努力。

得後在這方面是高度自覺的,這也與他的學術研究的方法和道路的獨特選擇直接相關。得後在準備寫他《關於魯迅對“人”的探索》(《致力於改造中國人及其社會的偉大思想家》一文的原擬題)時和王瑤先生有過一個研究方法與寫法的討論。王先生説,這類文章有兩種寫法,一種是“梳辮子”,以如實全面梳理作者的原文原意為追求;另一種是“以自己所要闡述的論點作為框架”,更強調研究者的理解與發揮。得後毫不猶豫地表示,“我走着梳辮子的路”(《王瑤先生》)。他一再強調,自己所寫的只是讀魯迅作品的“筆記”,還處於“‘述而不作’的階段”(《<兩地書>研究乙編.幾句説明》)。他也據此堅持要將本書命名為《魯迅研究筆記》。不能簡單地把得後的這些申説視為謙詞,這裏確實有他的方法論:“我的方法是隻讀魯迅,通讀魯迅。在通讀中發現問題,根據問題再從通讀中收集相關的議論,梳理它們之間的關係,是相互補充,是進一步發揮,還是相互牴牾,乃至相反?相反,是相成還別立一説?然後歸納成為心得。我深知我還遠沒有讀通魯迅;不懂的地方也還多。不懂就是不懂,我存疑;但決不斷章取義,用摘句搭建‘一家之言’,強説魯迅‘有什麼’和‘是什麼’以及‘為什麼’。我更知道,我充其量只是一個講述魯迅的人”(《<魯迅教我>題記》)。他反覆強調,對魯迅的“發現”,“只能從魯迅的文本和他的作為中求索”,“要從三百萬字魯迅著作中搜索、彙集魯迅對於某一問題的看法;在什麼時間,什麼地方,針對什麼,説了什麼,怎麼説的?進而分析為什麼這麼説,才可望‘逼近魯迅’,達到‘儘可能’懂得魯迅的原意”;而且要注意它的“多面”的,“多層次的結構”與“系統”,“需要由表及裏,層層深入,這決定於眼力和識見”;還“必須把魯迅同一意義所使用的不同的詞、概念搜索彙集起來加以分析和歸納”(《對於魯迅的發現和解讀——和錢理羣學兄討論》)。得後在魯迅博物館所作的最具有開創性的工作,就是在1987年與北京計算機三廠合作製作“《魯迅全集》微機檢索系統”,為魯迅研究提供了檢索的便利。得後也認為,這是他的一個主要成績。

正因為得後下足了這樣的笨功夫,死功夫,硬功夫,他對魯迅“立人”思想的發現與梳理,就真正做到了全面,深入,客觀,實在,可信可靠。他的《致力於改造中國人及其社會的偉大思想家》,不但揭示了“‘立人’的思想貫徹於魯迅一生的始終”,“‘立人’的思想遍及魯迅論述的各個方面”,有説服力地論證了“立人”確實是“魯迅思想的出發點和歸宿”;同時又全面梳理了“魯迅對如何‘立人’的認識和實踐”,“魯迅思想的獨特性”,真可謂高屋建瓴的提綱挈領之作。而他的《魯迅思想中的人性問題》則對“魯迅關於人的思想的基本組成”與“基本觀點”的“人性,人道和人道主義”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既顯示了魯迅“立人”思想的深度,也是對1980年代人道主義思潮的一個及時的迴應。而具有總結意義的《<魯迅教我>題記》,將魯迅的“立人思想”概括為二十條,“每一條都有魯迅的原話作證據,都是可以覆按的”:得後實際上是在魯迅“原話”基礎上提供了一個“魯迅立人思想的體系”。可惜得後自己並沒有將這二十條全面展開論述,這本是可以寫成一本“大書”的,確實是一大遺憾或不足。不知道得後對他總結的這二十條,還有什麼沒有完全寫出來的深入的思考?這或許對後人的繼續研究,會有所啓發。

王瑤先生當年在和得後討論魯迅立人思想研究方法時,還提出“做學問”的三種境界、水準:“最高成就,是得出定論”;“其次是自圓其説,不一定正確,不一定深刻,不一定人家同意,自己提出和人家不同的見解,説圓了,也不錯”;“最沒有用的是人云亦云,東拼西湊,沒有自己的東西。這種文章寫了等於沒有寫,不應該寫的”。(《王瑤先生》)。以此評價得後的“魯迅立人思想”研究,應該説,它已經成為“定論”。如孫鬱的評論所説,得後關於魯迅立人思想的文章,“近四十年間,一直被學界引用”,“我們現在討論魯迅思想的原色,都在引用他的看法”,“他在魯迅研究轉型期的筆墨,帶有獨思者的勇敢”(《在魯迅的詞風裏》)。

第二輯 “一個看透了大眾的靈魂的人的靈魂”——《<兩地書>研究》

評點

得後在研究魯迅“立人”思想的同時,又對魯迅“其人”作了深入細緻的研究:“人”始終是得後學術研究的中心,出發點和歸宿。

這也是歷史提供的機會:1976年得後調入魯迅研究室,參加的第一個工作,就是編輯《魯迅手稿全集》(書信),因此而讀到了魯迅與景宋(許廣平)通信的手稿。第一次接觸到這些帶有血肉氣息的文字,得後有了驚喜的發現。如孫鬱所説,“私人語境裏的魯迅,與公共語境裏的魯迅”是不一樣的,得後因此“摸到了魯迅內心最為幽微的部分”(《在魯迅的詞風裏》)。得後後來對此有一個理論的説明。他指出,“實際上人們談論的魯迅形象,都是人們各自心中的魯迅,都是人們頭腦中所反映的魯迅”,“只有表現在語言中,表現在文字中的魯迅具有現實性的品格”。得後強調,“客觀的魯迅形象,是我們認識的客體,研究的對象,是我們心中的魯迅形象的真偽美醜、深淺的試金石”,“唯一標準”;而這樣的“客觀的魯迅形象,是由一定的具體環境(社會的大環境和身邊的小環境)中的行為(行動),和言論即作品(包括書信、日記等全部文字)構成的,同時全部行為和言論都伴隨着個人的心理特徵(心理因素和心理過程)”,因此,客觀的魯迅形象也就具有“固有的複雜性和某種隱蔽性”,“又包涵着異乎尋常的豐富、複雜乃至某些矛盾的內容”(《魯迅形象的主觀色彩》,收《魯迅與中國文化精神》)。現在對魯迅與許廣平私人通信《兩地書》的研究,就提供了體察客觀的魯迅形象最隱蔽,也是最複雜、豐富的方面的一個最佳切入口,如得後所説,私人書信中有着“更多的細緻的心理活動的表現”(《<兩地書>研究.序言》)。

於是,得後在對“魯迅和景宋的通信與《兩地書》”作認真細緻的校讀基礎上,又給自己提出了一個研究課題:“一個看透了大眾靈魂的人的靈魂,是怎樣的呢?”這不僅是一個饒有興味的問題,更是魯迅研究的重要課題;但關注者始終不多,得後四十年前就抓住了。

他的方法,還是魯迅式的“從基本的人性出發”。得後説,“人類只能羣居才得以生存,一切困境,由此滋生,由此蔓延”。而人的羣居,又有三大最基本的形態和關係。首先“深深牽動人心”的是“男女關係”:“因為這是最自然的關係,最基本的關係,又因為這是當事人極想排他的私事,而他人又偏偏極關注,極感興趣,極想幹涉,倘在社會發展變革的關頭,就更加是這樣。也因此,這是瞭解一個人和觀察一個社會的基本窗口,是人類文明程度的基本標尺”。(《<兩地書>研究.重印後記》)。再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就是家族關係,“在承前啓後的家族系列中,人是上下兩代中的一員”;得後因此認為,“在中國文化歷史背景中,探索一下在母親與兒子之間的魯迅,也是發人深思的”。(《<兩地書>研究.在母親和兒子之間》)。不可忽視的,還有人的“社會關係”;得後説,“我們研究魯迅本人,也正是研究麇集在他一身的各種社會關係,以及魯迅在這種關係中的言論行動,他的氣質、品性、心理和思想感情反映着一種怎樣性質的社會關係,他所破壞的是什麼社會關係,他所力圖建設的又是什麼關係”(《<兩地書研究>.在母親和兒子之間》)。應該説,得後的《<兩地書>研究》,正是從處於這三大關係中的魯迅入手,“更豐富更深刻更細緻入微地”揭示了魯迅更為隱蔽,在其公開言説和行為中難以窺見的“個性和心理特徵”,這是極為難得的;得後説,“魯迅的雜文本來就是那麼以平等的態度和讀者談心交心,辛辣而犀利的筆鋒中凝聚着真情;而《兩地書》及其原信,更是信筆寫來,感情洋溢,一顆赤子之心,躍然紙上”(《<兩地書研究>序言》)。得後還透露,在此書重印時,他曾有意加寫《兄弟,兄弟》、《朋友,老的和少的》兩章;但“想來想去,別有心緒”,最後“不了了之”(《<兩地書>研究. 重印後記》)。這又是一個永遠的遺憾。不知道得後對這計劃中的兩章,有什麼具體想法,那會是很有意思的。在我看來,這樣一部“處在人的基本關係中的魯迅的心靈史”,得後只是開了一個頭,是大有文章可做的。不知道得後在校勘《兩地書》時,對魯迅刪去、沒有公開發表的重要思想,還有什麼發現與思考?——這又是一個遠沒有完成的研究。比如説,魯迅與許廣平的關係,就遠遠比我們在《兩地書》裏所看到的,要複雜、微妙得多;如果把它放在更大更長遠的歷史背景下(包括魯迅身後的歷史)來考察,就有更豐富的時代內容與意義。不知得後對這些有什麼新的思考?

第三輯 魯迅與孔子的根本分歧

評點

孫鬱認為,得後的魯迅研究,1980年代的思考和那個時代的“思想啓蒙”的聯繫是明顯的;但到了1990年代,以至新世紀,他的寫作就構成了“與社會思潮對話”的景觀。(《在魯迅的詞風裏》)。這是有道理的。

在我看來,這完全是形勢所逼。這就是我在一次演講裏所説的,“在90年代的中國文壇學界,輪番走過各式各樣的‘主義’的鼓吹者,而且幾乎是毫無例外地要以‘批判魯迅’為自己開路”:“風行一時的新保守主義反對激進主義,把‘五四’視為導致文化大革命的罪惡源頭,魯迅的啓蒙主義變成專制主義的同義語”;“悄然興起的國學風裏,民族主義者,還有新儒學、新國學的大師們,鼓吹新的中國中心論,自然以魯迅為斷裂傳統的罪魁禍首。在某些人的眼裏,魯迅甚至免不了漢奸之嫌”:“號稱後起之秀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後現代主義者,視理性為罪惡,以知識為權力的同盟,用世俗消解理想,告別魯迅便是必然的結論”;“用後殖民主義的眼光看魯迅那一代人,他們的改造國民性的思想,魯迅對阿Q的批判,不過是西方霸權主義的文化擴張的附和”;“自由主義鼓吹‘寬容’,炫耀‘紳士’風度,對‘不寬容’的‘心胸狹隘’的魯迅,自然不能寬容,他被宣判為極權統治的合謀”;“還有自稱‘新時代’的作家,也迫不急待地要‘搬開’魯迅這塊‘老石頭’,以‘開創文學的新紀元’”:這樣,魯迅“運交華蓋,突然變得不合時宜”,而“這樣的情況,在二十一世紀初仍在繼續”。這樣,“在當代中國,研究魯迅,傳播魯迅思想與文學,就具有某種‘文化反抗,文化堅守’的意味”。(《“魯迅”的“現在價值”——2005年7月在“中韓魯迅研究對話”會上的講話》)。

得後正是這樣的1990年代和新世紀魯迅研究中的“文化反抗,文化堅守”者。得後最為關注的,是“燕園興起的國學熱”對魯迅的否定和挑戰。在他寫於2010年的《魯迅與孔子》“自序”講到“我為什麼編寫這本書”時,毫不含糊地迴應説:“那個預言21世紀是我中華文化的世紀的長者不是明確坦承‘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説嗎?既然‘三綱’是中華文化的‘定義’,我期待今天的國學家不要‘王顧左右而言他’,而直截了當地解釋這‘三綱’的內涵、意義、作用,對誰有利,為什麼今天還是治國的寶典,國家的‘軟實力’?為什麼世界各國將會信奉孔子,並改弦易轍實行孔子和他的之徒的‘三綱’?”如此針鋒相對,旗幟鮮明,這是需要勇氣的;這樣不尋常的膽識,來自得後的一個不尋常的判斷:以孔子的“三綱”治國並推廣於世界,還是堅持魯迅的“立人以立國”的思想,關係着中國以至世界未來的發展方向。而以後的歷史發展證明了,得後的這一判斷的超前性。在歷史發展的緊要關頭,得後在魯迅研究上的文化堅守,也就具有了特殊的意義。

更為難得與可貴的是,得後又把這樣的對文化以至國家、世界發展方向的大關懷,落實於學術研究上,他所要做的,不只是“宣言”式的反擊,更是學術的迴應。而在當時的魯迅研究界,包括我自己在內的許多人,即使達到與得後類似的認識,由於學術修養、準備的不足,也難於進行正面的學術論辯。當我因此而處於極度的困惑與內疚時,突然讀到得後的學術著作《魯迅與孔子》,確實有一種説不出的驚喜和欣慰感:魯迅研究界終於有人作出了科學的理性的迴應。

得後能夠這樣做,不僅因為他的傳統文化修養遠高於我輩,更得力於他學術上的苦幹、硬幹、實幹精神。他宣稱,“我要把資料一一呈現在讀者面前,請讀者自己閲讀原資料,自己思索,自己判斷”,“我要請讀者看看魯迅對於人生的根本問題到底説了什麼?孔子又説了什麼?有比較才能鑑別。‘比較是醫治受騙的好方子’(魯迅《隨便翻翻》)”。《魯迅與孔子》同樣延續了他對魯迅“立人”思想的研究方法,抓住人性和人與人關係的五大基本問題:“生死”、“温飽”、“父(母)子(女).血統”、“婦女”、“發展”,一一梳理魯迅與孔子的思考與基本觀點,提出“問題”,進行“解讀”,並作“比較”,其用力之細,之全,之深,確實不多見。這樣,他的研究與討論,也獨具説服力,並給讀者的獨立思考、判斷,留下很大的空間。這也是他的目的所在:他期待讀者,特別是“已經從中學、從大學、從研究生畢業的青年朋友”,在謀生的餘暇,也翻翻書中提供的原始資料。為此,他特地寫了《魯迅所引用與加點評的<論語>》,“請出四位大家的《論語》譯文”(按:指楊伯峻《論語譯註》,錢穆《論語新解》,李澤厚《論語今讀》,以及實際由教授執筆的北京大學哲學系1970級工農兵學員《論語批註》),和21世紀初的“明星教授”所講的《論語》“比較比較”,“冷靜地想一想:在當今之世,什麼是可以信奉的?什麼對於我們自己的生存和成長有益有利?”(《<魯迅與孔子>自序》)。

在這樣的紮實資料梳理基礎上,得後作出的分析,也因此特別具有啓發性。儘管不一定是“定論”,但確實是“一家之言”,在已經成為“新時代”的“新主流”的“國學熱”中,作為不合時宜的“另類”聲音,能夠引發人的獨立思考:這正是得後所追求的。

在得後看來,孔子和魯迅都是中國難得的,“偉大”的漢族思想家。他引述魯迅的話:“孔丘先生確是偉大,生在巫鬼勢力如此旺盛的時代,偏不肯隨俗談談鬼神”(《再論雷峯塔的倒掉》),強調“孔子也是一個為人生的思想家”,因此,“魯迅與孔子,在為人生這一點,有一些共同的思考,魯迅認同孔子的一些觀點,是必然的”(《魯迅與孔子的根本分歧》)。得後也因此肯定“孔子是一個有理想的人,‘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人,‘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人”,“對於人生諸問題得出了一些原則,可供後人借鑑,有可資借鑑的寶貴的思想在”。得後提醒人們注意,孔子的思想“傳承了兩千多年,歷遭攻擊而不衰敗,不斷分化而保持根本特質,顯示出驚人的生命力”。無視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的這一基本事實,對孔子思想不加分析地簡單否定,絕不是科學的態度。在得後看來,孔子之所以在中國傳承兩千多年,至今影響不衰,“主要在孔子抓住了人類社會穩定的三個根本問題,即男女問題、父子問題、君臣問題,為此提出了他的處置方法”,而這三大問題也是魯迅思想所要處理的關鍵性問題。這樣,也就有了將魯迅思想與孔子思想進行比較研究的可能,特殊意義和價值。(《<魯迅與孔子>自序》)。

得後同時強調,“對孔子的批評,無論他生前和死後都紛至沓來,源源不斷,層出不窮,使‘尊孔’與‘非孔’成為中國思想界的一大風景線”。得後因此對孔子同時代的思想家老子,墨子,孟子,莊子,荀子,韓非子-----對孔子思想的評價,做了簡要的梳理與述評,其中不乏創見,頗具啓發性;意在説明,在春秋戰國時代,“輿論並不一律”,“孔子,諸子中一家之言而已矣”,而此後“兩千多年來,‘非孔’與‘尊孔’,儒家正統思想與異端思想的論爭綿綿不絕”。(《魯迅為什麼“絕望於孔夫子和他的之徒”》)。

把魯迅與孔子的思想分歧,置於這樣的中國思想史、政治史的背景下,就不難看出,這不過是正常的論爭,絕不是獨尊者所説的“大逆不道”;而得後更要強調的是,“魯迅與孔子分歧多於認同,而且分歧是重大的,根本的”。(《魯迅與孔子的根本分歧》)。在得後看來,問題正在於孔子思想是一個維護既定秩序,既定的人生秩序,文化秩序和社會秩序的思想體系。而他要維護的既定秩序的核心,就是被稱為孔子思想的“本義”的“三綱”,即所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在人和人類社會的基本三大關係:君臣關係,父子關係,男女關係中,後者必須絕對服從於前者,“不得有異議,不得有異動”,這樣才會有“社會穩定”:“穩定”的統治正是孔子和他的信徒,他的利用者、實際支配者的真正追求。得後因此認為,孔子思想是“為強者設計的方案,為權勢者設計的方案”,“弱者一方是被壓迫、被鉗制、被束縛的一方,是被迫的人生依附,失去了獨立的人格、獨立的思想的一方”,其所繼承的是“動物的法則、森林的法則,‘弱肉強食’的法則”。“在兩千多年前,在人類的童年、文明社會的‘初級階段’,是勢所必至的”;但到了19、20、21世紀的現代社會還要大力推行,就成了大問題。(《<魯迅與孔子>自序》)。

問題首先在於孔子對人(人性)的認識,對人的生命的意義和價值的認知。他完全無視人的生物性生命的意義,“直接要人的生命價值的道德性”,即所謂“‘道’性”。這樣,他也就“必然抹殺人的普遍的生存權利,必然歧視、蔑視不合乎自己認同的‘道’的人的生命,必然心中暗藏着殺機,一有機會就會濫殺無辜”。現實生活中,那些“為了一己的私利,‘拉大旗作為虎皮,包着自己,去嚇唬別人;小不如意,就倚勢(!)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橫暴者’(魯迅:《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是真正懂得孔子的:他的“仁政”與“暴政”是互為表裏的。(《魯迅與孔子思想的根本分歧》)。

孔子對人與人關係的認識也是如此。作為一個智者,“他看到實際生活中人的差異:天賦的差異,性別的差異,地位的差異,職業的差異,財富的差異,道德的差異,等等”;“但他採取‘少數主義’”:“對上,他寄希望於‘聖人’;對下,他採取培養‘君子’的路線”,“對於大多數他要求服從”。孔子講得最多的就是“君子與小人”。在具體論述中,也不乏“合理的內核”,但他的基本立足點,顯然在“君子”。孔子出身微賤,他的人生志向與人生道路的選擇,就是“學而優則仕”,從政做官,“依靠諸侯的政治權力,實行他的‘德政’,賜民以‘仁愛’,再造一個‘東周’”,“孔子的希望在聖人、仁人,而基點在君子”。(《魯迅與孔子思想的根本分歧》)。這樣,在孔子這裏,爭取和維護政治權力與利益,就具有了決定性的意義,構成了他的思想體系的核心。魯迅斷言,“孔夫子曾經計劃過出色的治國的方法,但那都是為治民眾者,即權勢者設想的方法,為民眾本身的,卻一點沒有”,“孔夫子之在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是那些權勢者或想做權勢者的聖人,和一般的民眾並無什麼關係”。應該説,這樣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可以説是點到了要害。

但孔子的影響力卻不可低估。不僅他的“為權勢者設想”的基本立場,決定了他為歷來的統治者青睞,以至“兩千多年來成為我國的‘正統思想’——‘主流思想’——‘統治思想’”,直到已經是“現代——後現代”的“新世紀”、“新時代”的21世紀,還不斷煥發出新的“驚人的生命力”;而且,就像魯迅説的那樣,凡是“想做權勢者的聖人”,那些知識分子精英,也都無一不對孔子稱羨不已,可以説“新國學”的鼓吹者,都或多或少,自覺、不自覺的有一個“做當代孔夫子”即“國師”的美夢——即使當不了“國師”,做個“智囊”也很有誘惑力:這本來就是中國儒家知識分子的傳統。

更不可忽視,也是得後最為憂慮的,是孔子思想對普通民眾,特別是青年思想的滲透,控制,以至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國民性”,得後稱之為“漢民族國民性”。他如此傾其全力地研究和討論“魯迅思想和孔子思想的根本分歧”,其內在動因,就是要用魯迅思想來對抗孔子思想對中國國民性的影響和引領,把魯迅所開創的“改造國民性”的工作延續下去。得後在書中的論述中,一再引述魯迅對滲透了孔子思想中國國民性的批判性論述,將其凸顯出來,大有深意,也是我讀得後這本書,最受震撼之處——

“中國國民性的墮落,我覺得並不是因為顧家,他們也未嘗為‘家’設想。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遠,加以‘卑怯’與‘貪婪’。但這是歷久養成的,一時不容易去掉。我對於攻打這些病根的工作,倘有可能,現在還不想放手,但即使有效,也恐很遲,我自己看不見了”(《兩地書. 一〇》)。

“使奴才主持家政,哪裏會有好樣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滿,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國民改革自己的壞根性,於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但説到這類的改革,便是真叫作‘無從措手’。不但此也,現在雖只想將‘政象’稍稍改善,尚且非常之難”(《兩地書.八》)。

“約翰彌爾説,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我們卻天下太平,連冷嘲也沒有。我想,暴君的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愚民的專制使人們變成死相”(《忽然想到(五至六)》。“約翰穆勒説: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們變成沉默”(《小雜感》)。

“一個活人,當然是總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隸,也還在打熬着要活下去。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隸,打熬着,而且不平着,掙扎着,一面‘意圖’掙脱以至實行掙脱的,即使暫時失敗,還是套上了鐐銬罷,他卻不過是單單的奴隸。如果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讚歎,撫摸,陶醉,那可簡直是萬劫不復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別人永遠安住於這生活”(《漫與》)。

“倘使對於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辭,不發一矢,而但向‘弱者’嘮叨不已,則縱使他如何義形於色,我也不能不説——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實乃是殺人者的幫兇而已”(《論秦理齋夫人事》)。

“中國人倘有權力,看見別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數’作他護符的時候,多是兇殘橫恣,宛然一個暴君,做事並不中庸;待到滿口‘中庸’時,乃是勢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時候了。一到全敗,則又有‘命運’來做話柄,縱為奴隸,也處之泰然,但又無往而不合於聖道。這些現象,實在可以使中國人敗亡,無論有沒有外敵。要救正這些,也只好先行發露各種劣點,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來”(《通訊》)。

“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以後,還萬分歡喜”。“但實際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任憑你愛排場的學者們怎樣鋪張,修史時候設些什麼‘漢族發祥時代’‘漢族發達時代’‘漢族中興時代’的好題目,好意誠是可感的,但措辭太繞彎子了。有更其直截了當的説法在這裏——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這一種循環,也就是先儒之所謂‘一亂一治’;那些作亂人物,從後日的‘臣民’看來,是給‘主人’闢路的,所以説:‘為聖天子驅除云爾’”(《燈下漫筆》)。魯迅文章最後一句話是“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的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將魯迅的這些寫於1920、1930年代的論述,放在“當時——眼下——未來”的歷史時空下,思前想後,我們能説什麼呢?或許得後還有話要説?

第四輯 魯迅文學與左翼文學的異同論

評點

魯迅與左翼的關係,是1990年代以至新世紀,魯迅研究所遇到的時代提出的第二個挑戰性問題。這裏也有一個過程:1990年代初,保守主義、自由主義思潮居主導地位,左翼明顯被冷落;但到了1990年代中、後期,隨着國內各種社會矛盾的激化,社會思潮開始左傾,出現了反對中國資本主義化的“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論戰。在以後的發展中,又湧現出了各種類型的“左派”,除了堅持“毛澤東主義”的“老左”之外,還有具有明顯國家主義傾向的所謂“愛國左派”,就連“新左派”也越來越熱衷於鼓吹“中華中心主義”。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魯迅與左翼的關係,就引起了社會和思想界、學術界的關注。本來,魯迅,特別是魯迅晚年與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的關聯,本身就是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以及魯迅研究史上的重要課題,而且一直有不同意見的爭論;現在,在新的歷史語境下,就成了一個涉及中國歷史、現實與未來發展的重大時代話題。得後以他特有的敏感和歷史責任感,於2005年寫出了這篇力作:《魯迅文學與左翼文學異同論》,及時作出了學術迴應。

得後態度還是謹慎的,他着眼於專業的研究與討論;堅持以魯迅的“立人思想”為立論的出發點和根基;堅守以既非絕對肯定、也非絕對否定的複雜態度,面對一切事實。

他的討論,從魯迅立人思想的“三塊基石”入手。本來,1980年代初得後和王瑤先生討論關於魯迅立人思想的研究時,王瑤先生就提醒説,“研究魯迅思想,必須以近代中外思想潮流為背景”(《王瑤先生》);“三塊基石”要回答的正是魯迅立人思想與世界思想潮流的歷史淵源,實際是其理論基礎的問題。得後經過對魯迅相關文本和時代中外思想潮流的認真梳理,明確指出,“魯迅認同達爾文生物進化論”,“把生物的人作為‘立人’思想的邏輯起點,進化論也成為他‘立人’思想的理論基石之一”;魯迅又“詳細考察了世界發展的軌跡,特別是路德宗教改革以來文化——文明發展的狀況,認為文化的發展必然出現偏至的現象,選擇十九世紀末尼佉(今通譯尼采),勖賓霍爾(今通譯叔本華),斯契納爾(今通譯克爾凱郭爾),顯理伊勃生(今通譯亨利克. 易卜生)等的‘非物質’、‘重個人’的思想,作為自己的思想的又一個理論基石”;到了晚年,魯迅又“有所選擇地吸納了馬克思的基本觀點”,他“對於‘人’的理解就在原先的生物的,社會的,地域的,種族(民族,國家)的之中,增加了馬克思的‘階級’的成分或説因素”,又受到了普列漢諾夫將“社會、種族,階級的功利主義底見解,引入藝術裏”,強調“美為人而存在”的文藝思想的影響,這構成了魯迅立人思想的“第三塊基石”。“三塊基石”論的提出,顯然是對魯迅立人思想認識的一個深化;魯迅立人思想也就成了一個開放的,不斷髮展的思想體系。得後強調:“魯迅是帶着這樣的對於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普列漢諾夫的文藝理論的理解,步入中國的左翼文藝陣營”的。(以上討論均見《魯迅文學與左翼文學異同論》)。這樣,得後也就從魯迅“立人思想”的發展的角度,對歷來存在爭論的“魯迅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和“參加左翼文藝陣營”的問題,作出了自己的獨特理解與學理分析。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得後強調和突出了魯迅對馬克思主義,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理解,主要是依據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而在1930年代一般人的眼中,普列漢諾夫是反列寧、斯大林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孟什維克的領軍人物:這也正是魯迅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的不同尋常之處。現在,被得後敏鋭地抓住了。

但得後更為關注,也格外用力研究的,是魯迅“步入左翼文學陣營前後的種種內部矛盾與爭鬥”,以揭示魯迅文學與左翼文學,魯迅與1930年代的大多數左翼知識分子之間的分歧即“同中之異”,而這背後顯然存在魯迅與逐漸成為中國發展的支配性力量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的關係這樣一些更深層次的問題。

得後首先討論的是,對人性與階級性關係的認識的分歧。得後指出,在自稱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太陽社、創造社的左翼作家的理解裏,“人只有‘階級性’,沒有人性,講‘人性’就是(資產階級)‘人性論’”;而魯迅則針鋒相對地提出,按照馬克思理論,人的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於經濟,這些就一定“都帶着階級性”;“但是‘都帶’,而非‘只有’”(《文學的階級性》)。這真是一語點出要害:所謂“只有階級性”就是根本否認人的自然本性,將人的社會本性極度狹窄化,這也就否定了人天生的生存權,温飽權和發展權,這都是魯迅立人思想的基本要素。得後嚴正指出,“這種惟‘階級性’論,不僅摧毀了我們中國人的人性,使原有的‘民族根性’惡性膨脹,並且將人性中的‘誠與愛’摧毀殆盡”。更為嚴重,也更帶實質性的,是究竟是誰來確定人的“階級性”的性質是“資產階級”的,或者“無產階級”的?其結果就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只要佔有權勢的地位,就可以宣佈自己是‘無產階級’的”,而把一切異己者打成“階級異己分子”,而自己一旦“失去權勢”也“立馬變成階級異己分子”。可以説,正是這樣的“惟階級論”,反人性論,成為權力至上的暴力統治的理論基礎。

魯迅還要追問的是,“革命”的目的、手段是什麼?我們究竟追求怎樣的“革命”?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太陽社、創造社的革命家,“將革命使一般人理解為非常可怕的事,擺着一種極左傾的兇惡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都得死,令人對革命只抱着恐怖”。魯迅針鋒相對地提出,“其實革命是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上海文藝之一瞥》)。這一思想立刻被得後抓住;他強調,這是“魯迅獨特而卓越的思想,也是切中中國革命的要害的思想”。可惜從來不被中國的革命者和左翼知識分子所接受,也長期被中國的魯迅研究者所忽略,現在在得後的筆下得以凸顯,這本身就有一種意義與價值。

魯迅與左翼作家的論爭,一個或許更帶根本性的問題,是如何理解和處理“文學與政治的關係”,其背後還有一個“文學與政黨政治的關係”。這個問題始終困擾着中國的作家與知識分子,但卻很少有人敢於直面。得後早在進行《兩地書》研究時,就注意到魯迅與許廣平之間的一次私下討論。當時的許廣平,也是一個有着革命傾向的進步青年,有人邀請她加入一個屬於“黨(國民黨)的範圍”的團體,她有些猶豫不決,就來信徵求魯迅的意見。魯迅回答説:“這種團體,一定有範圍,尚服從公決的。所以只要自己決定,如要思想自由,特立獨行,便不相宜。如能犧牲自己的若干意見,是可以”(得後抄錄自原信,不見《兩地書》,參看《<兩地書>研究》)。在大革命失敗後的1927年魯迅作了一個演講,延續這個思考,討論“文藝與政治的歧途”。得後認為,這提出了“一個深刻的命題,有着豐富複雜的內涵”。得後最為看重和要強調的是,魯迅“對革命勝利後取得政權的政治家從根本上持懷疑態度,不信任的態度”。在魯迅看來,“政治是要維持現狀,自然和不安於現狀的文藝處於不同的方向”。即使在革命過程中,為了改變現狀、奪取勝利的需要,“文藝家的話,政治革命家原是贊同過;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以前反對那些人用的老法子重新採用起來,在文藝家仍不免不滿意,又非被排軋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頭”。政治家的本性就是“不喜歡人家反抗他的意見,最不喜歡人家要想,要開口”;但“以革命文學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學,世間那有滿意現狀的革命文學?除了吃麻醉藥!”在得後看來,這正是“魯迅文學與左翼文學”的根本區別與分歧所在:“魯迅文學”永遠“不安於現狀”,永遠“要想,要開口”,為政治家,權力的執掌者所不容;而所謂“左翼文學”則是服從於政治和政治家的需要,為奪取權力與維護權力服務的。得後説他的“結論”是,左翼文學遲早要“終結”,而魯迅文學則“期待發展”,具有永久的生命力。

得後2005年這一開創性的探討,也沒有充分地展開。得後的研究總是着眼於提出新問題,卻從不作更多的發揮與討論。這或許是他的特點,也可以説是一種缺憾,其中自有一種説不出的苦衷:受到知識結構和視野的限制,很難展開來充分討論,又不願作沒有把握的“發揮”,就只好“戛然而止”了。但不管怎樣,能發現與提出問題,就具有啓發性,有心人自會繼續探討。我自己就是在他的影響下,開始了相關的研究,並於2009年在台灣“與魯迅重新見面”論壇,作了一個“‘左翼魯迅’傳統”的報告(文收《魯迅與當代中國》一書)。講話一開頭就提到得後的這篇《魯迅文學與左翼文學異同論》,指出“左翼魯迅傳統”問題就是在王得後的啓發下提出的;當然,也有我自己的理解、研究和發揮。以後,在回顧這段研究歷史時,我總結説,“當代魯迅研究者中對我影響最大的,就是得後”,他所提出的“中國人及中國社會的改造”、“立人是魯迅思想的核心”的命題,以及他對“左翼魯迅”的思考,都成為我的魯迅研究的重要出發點;而“這樣的研究者之間的相互影響與呼應”(《我的中國人及社會改造的思想與實踐》),就構成了1980年代的一種學術氛圍。與此相關的,是我們之間的不同意見的磋商與交鋒,對彼此研究之不足,毫無顧忌地提出批評和討論。前文引述的得後對我的研究主體性過強,喜歡作宏大結論,對客觀史實的謹慎、全面梳理不足的缺憾的批評,即是一例。這其實是包含了得後對“過分發揮”的擔憂。對這樣的商榷和批評,我們都視為自然、正常的學術關係;這樣的“不存任何私心,沒有任何個人學術地位、利益的考慮,一心追求學術的獨立、自由和創新,真正做到‘學術面前人人平等’”的相對“純粹”的學術境界,確實難得難遇:在這個意義上,得後,我,我們的朋友,真還是幸運的(見《王信走了,那樣的“純粹的人”不會再有了》)。

回到討論的主題上來:在我看來,得後他在1980年代所寫的《魯迅思想的否定性特色》一文就已經包涵了相關的思考。他強調,魯迅以“立人”為中心的關於“改造中國人及其社會”的思想體系,“根本性質是否定性的”,“它在總體上是對舊社會和舊文明的批判性的否定,而不是關於未來世界,未來人與人的關係準則應該如何的、永恆不變的教條”。在魯迅看來,“在進化的鏈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人生,宇宙的最後究竟怎樣呢,現在還沒有人答覆。也許永久,也許滅亡,但我們不能因為‘也許滅亡’就不做”。這就意味着,在魯迅這裏,永遠“執着於現在”,批判現實的一切黑暗;而絕不寄希望於“未來的黃金世界”,在他看來,即使到了“黃金世界”,也依然有黑暗,需要批判。得後説,“這是魯迅思想的徹底處,也是它的深刻處”。得後據此而概括説,“魯迅是一位對中國傳統文明,對舊中國現存的一切,對他自己都自覺地無情地進行批判,予以否定的思想家”,“最難能可貴的是‘自覺’和‘無情’”:這其實也正是“左翼魯迅”的基本特質。

2015年和2016年得後連續寫出了關於“魯迅左翼思想”的兩篇文章,就開始了對“魯迅左翼”的系統思考與研究。在《魯迅與成仿吾們的分際——魯迅左翼思想的特質之一》裏,得後明確指出,魯迅左翼思想的一個重要特質,就是以達爾文進化論為自然科學根底,“承認人性存在的事實,追求理想的人性;珍惜生命,堅持人道精神”;而與“批判達爾文生物進化論,否定人性,否定人道主義,崇尚犧牲”的左聯左翼明確區分開來。《在暴力和暴力革命的年代——關於魯迅左翼思想的一點思考》裏,得後要討論的是,“血與火的現實,擺在魯迅面前的一個尖鋭問題:面對民眾受辱的局面(不論是外來的侵略,還是內部的專制暴力),是否認同、支持並實施暴力反抗?”得後按照他的研究基本方法和習慣,將魯迅的相關論述作了全面梳理,然後展開了多方面、多層次的探討。首先面對的是一個基本事實:從辛亥革命,到國民黨北伐,到共產黨革命,魯迅都是支持者,參與者,“魯迅主張‘報復’,反對‘寬容’,贊成或參加抵抗與暴力革命”;得後詳盡分析了五個方面的原因:“強烈的自尊、不甘受辱的個性”,“責任心”,“事實的教訓”,受到了進化論的影響,相信“為了解除將來的一切苦,應該戰鬥”,最後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思想的影響下,提出“人受壓迫了,為什麼不鬥爭?”等等。得後同時分析説,“魯迅贊同、支持暴力革命的思想帶有一種被迫性:由於覺醒到,自己處於奴隸地位,身受欺凌與壓迫,不願逆來順受,忍氣吞聲而苟活”。因此魯迅在贊同“為了社會改革,需要戰鬥”的同時,又要求“嚴格限制戰鬥中的傷亡,嚴格區分改革者的暴力與寇盜、奴才的暴行”。魯迅也因此説,“戰鬥不算好事情,我們也不能責成人人都是戰士”。而得後則強調,“魯迅思想深層結構是從自己着手,解放自己階層的人;而不是對他人的鬥爭”,那是迫不得已的“反抗”、“抗爭”和“復仇”。得後認為,魯迅最為關注與擔憂的問題是,“奪取政權之後的政治作為,是以暴易暴,改朝不換代,依舊繼續秦朝專制制度;還是既改朝又換代,消弭暴力,不再實施暴力統治,建設一個‘人國’”:這才是魯迅的真正追求。分析到這裏,似乎已經把魯迅對暴力反抗態度的複雜性説清楚了;但得後並不滿足,又注意到魯迅另一個層面的態度:“凡做領導的人,一須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細,即多疑慮;二須不惜犧牲,我最不願意別人犧牲”。得後指出,“這也可以説是魯迅的弱點,軟肋;但也是覺醒的知識者的宿命”。得後的討論並不以完滿解釋為結束,反而留下一個難解之題:“當社會利益、價值觀和道德觀,進入‘和平’與‘戰爭’,暴力與暴力革命之中考量,永遠是一個糾結不已的悖論:人類,生存於暴力時代的人類,怎樣面對暴力呢?”——在我看來,得後關於“在暴力與暴力革命年代”的魯迅左翼思想的思考與研究,充分展現了他關注與善於處理複雜問題的研究特色,同時也預示着他下一步的魯迅研究,特別是魯迅左翼思想研究,將會有新的開拓與發展。據説得後已經有了好幾篇文章的底稿,但卻因為身體的原因,戛然而止:這真是一個永遠的遺憾。

它留下了許多的問題。我在《關於魯迅的兩封通信》(收《魯迅與當代中國》)裏特意提到,我和得後私下交談時,談到“對魯迅有一些説法,還有不太理解的地方”。比如魯迅在《關於知識階級》裏,提出“知識與強有力是衝突的,不能並立”,“思想和生存還有衝突”;在《<思想. 山水. 人物>題記》裏,還談到他同意海涅的觀點:“自由與平等不能並求,也不能並得”,“人們只得先求其一”。理解魯迅的這些看法,將有助於我們更加複雜化地看待魯迅與中國革命的關係。魯迅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海涅式的“堂吉訶德式的知識分子”的關係,對蘇聯建國後的“文藝政策”,都有過關注與研究,這都有待開掘與研究。魯迅呼籲“永遠的革命者”,他在《小雜感》裏,談到“曾經闊氣的要復古,正在闊氣的要維持現狀,未曾闊氣的要革新”,還把既有的革命歷史概括為:“革命的被殺於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殺於革命的,不革命的或當作革命的而被殺於反革命的,或當作反革命的而被殺於革命的,或並不當作什麼而被殺於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魯迅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所提出的“奴隸總管”的概念,後來又提出“革命工頭”的概念,以及由此引發的對革命勝利“以後”的隱憂,都具有超前的深廣的歷史意涵。深信得後都有過關注與思考,或許就是他想寫而未及寫出的研究和討論課題,得後能把你的相關思考略説一二嗎?

第五輯 接着繼續講

評點

得後在《致力於改造中國人及其社會的偉大思想家》裏即強調魯迅的思想是“以實踐為基礎”的,認為“魯迅是以其獨特的思想認識人生並從事改良這人生的實踐型的思想家”。得後也以此要求自己的研究具有某種實踐性的品格,以“改造中國人和社會”為指歸。他也因此積極倡導“魯迅研究的新路向”:“從魯迅出發,闡釋魯迅,然後按照魯迅的思想和思路,思考我自己和我同時代的人的生存、温飽和發展的問題,提出新的思想”。這裏內含着三個方面的重要追求:一是堅持以魯迅立人思想的核心“人的生存、温飽、發展”的基本訴求與權利,為思考和實踐的方向和基礎;二是按照魯迅思想的原理原則“接着繼續講”(《從魯迅出發,回到人類生存、温飽和發展的抗爭——為1993“魯迅研究的新路向”研討會而作》);三是“發展魯迅思想”,這是“全面改革的時代需要,也有實現這一時代要求的可能性”(《發展魯迅思想,繁榮雜文創作》)。這大概也是1980、1990年代魯迅研究界我們這一批人的共同追求,我就給自己定了一個“講魯迅,接着往下講,接着往下做”的要求:那時候我們確實對魯迅研究在內的中國學術研究充滿了期待與信心,並且也是認真去做的。從前文所介紹的得後1990年代和新世紀對“魯迅與孔子”、“魯迅與左翼”的重大課題的研究,就不難看出,不僅課題的選擇是自覺地和“時代思潮”進行對話,而且在具體的論述中,都顯然融入了對魯迅相關命題的時代新思考,新發展。

而得後還自有特點,就是他對魯迅式的雜文寫作的倡導和實踐。在得後看來,魯迅思想的實踐性,主要是通過他的雜文寫作來實現的,“魯迅思想最主要載體就是雜文”。他因此而鄭重提出,“發掘魯迅思想,固然有賴於對魯迅思想的研究,論證和闡發,也可以通過學術論文、學術著作來達到,但最有力的莫過於雜文創作,特別是魯迅式的雜文創作了”。他因此倡導,“第一流的魯迅研究者,(應該)是最好的魯迅式雜文的創作者”,“這是把研究和實踐結合起來的理想方式”(《發展魯迅思想,繁榮雜文創作》)。

但雜文寫作是需要相應的學術素養與才情的;像我這樣的研究者即使有意嘗試也是力不從心。這樣,得後的呼籲,儘管大家都覺得有道理,卻很少有人具體實踐。於是,就出現了一個獨特的學術景觀:1990年代為數不多的集魯迅研究與魯迅式的雜文創作者於一身的學者中,得後即是其中一位。

據得後自己回憶,他是在1981年參加紀念魯迅誕生一百週年全國學術討論會時,起意要寫魯迅式的雜文的,但真正落筆是“在七八年之後”,應該是1980年代末(《人海語絲.題記》)。並且很快就“認識了許多位我崇敬和佩服的雜文家和漫畫家”,集合成一個羣體,也是1990年代和新世紀初雜文界的一道景觀(《寫在<垂死掙扎集>後面》)。得後自己先後出版了《垂死掙扎集》、《人海語絲》、《世紀末雜言》、《我哪裏去了》、《刀客有道》、《今我來思》等雜文集。我注意到得後的學術論文集《魯迅教我》裏,還特意附錄了他的雜文(其中《魯迅為什麼憎惡李逵》、《國民性是根本的政績》已收入本書):看來,他是把自己的論文寫作與雜文寫作視為一體的。

而得後所要做的,無非是“接着魯迅往下説”:1926年魯迅寫《記“發薪”》關注公務員的“索薪”,得後在2003年寫《從“索薪會”到“走投無路”》,對農民工要索取老闆拖欠他們的血汗錢得不到法律支持“走投無路”而大聲“驚呼”;1930年代魯迅寫《推》、《“推”的餘談》、《踢》、《爬和撞》、《衝》,借街頭小景揭示社會和國民性問題,1990年代末得後寫《擠》,為魯迅所説“中國人原是喜歡‘搶先’的人民”的本性不變而感慨不已。得後對魯迅關注的中國人的語言問題特別有興趣,因而寫《奴隸語言和奴才語言》,在魯迅相關論述基礎上,對新時代普遍化了的奴隸語言和奴才語言的新形態,做了鞭辟入裏的新分析。而在《國民性是根本的政績》裏,強調“歷久養成的”國民性,正是“歷代統治者的政績”。因此“國民性的改造,根本也還要實行新政”,“官性”(政治思想、體制)不改,就談不上“國民性”改造,“不捅破這層紙”,“皇帝和大臣有‘愚民政策’;百姓們也自有其‘愚君政策’”,大家都在“做戲”而已:這都是用魯迅的思想、眼光點破現實的問題。《生存不是苟活》裏,得後對魯迅“為青年設計,回答青年提問鄭重勸導的第一要義”作了認真的解讀,其實也是得後對當代青年的“鄭重勸導”,文章最後一句:“‘意圖生存,而太卑怯,結果就得死亡’,這是真的,很值得警惕”,這背後的焦慮已經溢於言表。

但得後仍是清醒的:他在寫了近十年雜文,到1999年所寫《世紀末雜言》“題記”裏即表示:“我有一種預感:雜文大概將在21世紀從我國消失”。而且不幸而言中:不僅得後,他那一羣雜文家也都先後沉默了。在中國,像得後所説的“講究是非,愛憎分明”而且“話裏有話”的雜文,“決不插科打諢,也決不幫忙幫兇”的雜文家,確實很難長期存活。而寫魯迅式的雜文,“講魯迅,接着魯迅往下講,接着魯迅往下做”,還要“發展魯迅思想”,更是難上加難。——但是,我們畢竟努力過了,掙扎過了,儘管是得後所説的“垂死掙扎”(他就是以此命名自己的雜文集的)。

總評

得後將他的兩部主要的魯迅研究著作《魯迅教我》和《魯迅與孔子》都獻給李何林先生,自然大有深意。這不僅是要對李先生把自己引入魯迅研究界表示感謝,更是對他的魯迅研究表達敬意。得後在《魯迅研究一個重要方面軍領軍的代表——紀念李何林先生誕生一百週年》一文裏,將李先生“魯迅研究的學術遺產”概括為三個方面:其一“終身信奉魯迅思想,把它作為自己革命一生的指南”,“並希望推己及人,因而力主向青年普及魯迅,宣講魯迅”;其二“不唯上,不阿世,不講情面,不為流行的時尚觀點所左右,心懷堅定的魯迅信仰,表現出難能可貴的特操”;其三“對於魯迅作品,運用逐字逐段的‘串講’的方式,細心地嚴謹地領會魯迅的思想”,“證實與證偽”,“開啓了今日‘細讀’‘精讀’魯迅的傳統”。應該説,李何林先生領軍的這一魯迅研究的“重要方面軍”在1980年代、1990年代的歷史條件下,是有了新的發展的。得後和王富仁都是重要成員,我自己也願意忝列其中。當然,我們也並不完全認同李何林先生的觀點,如得後所説,“李先生既留給我們寶貴的遺產,也留給了我們時代性的教訓”,需要有新的發展。我們要繼承、發揚的是最關鍵的兩條:一是以魯迅思想作為基本信念,以研究和傳播魯迅思想為自己的歷史責任;二是堅持魯迅研究者應有“特操”,“不唯上,不阿世,不講情面,不為流行的時尚觀點所左右”。在我們看來,魯迅是一位在現當代中國少有的具有原創性的思想家,以他的思想為基本信念,是一個自然的選擇。魯迅是“五四”啓蒙傳統的最重要的代表,在1980年代的新啓蒙運動中,研究與傳播魯迅思想正是時代的需要與必然;而魯迅思想又超越了啓蒙主義,在後啓蒙時代也依然能夠不斷給我們以新的啓示。這絕不是將魯迅“神化”;得後、富仁和我都堅定地認為,現在的問題,恰恰是對魯迅思想的豐富性、複雜性、原創性、前瞻性,他對中國與世界的現實與未來的作用和影響,遠遠估計與認識不足,一切都還僅僅是開始。何況今天的中國,還遠遠不是“敞開來談魯迅”的時候。得後在回憶深知、真知魯迅,魯迅的朋友和研究者楊霽雲先生的文章裏,特意提到楊先生的一個判斷:“改造中國人,改造中國社會,確是魯迅終身的信念。但社會勢力堅於原子核,至今收效如何,有目共睹。到誕辰四百年的時候,倘能稍有成效乎?”“立人,目的在改造人及社會,不是短時期所能見效。要代代戰鬥下去”:這都是難得的清醒之言。楊先生還説,“‘文人的鐵,就是文章’,但這文章是在‘制藝’、‘策論’以外的。尤須注意,此‘鐵’往往與‘鐐’、‘牢’相連”,研究與傳播魯迅思想是需要付出代價的:這絕不是危言聳聽。(《在霽雲師門外》)

在深知這一切以後,當有人問得後:“如果有來世,你願意生在哪個國家?”得後回答説:“中國”。“如果有來世,你願意做什麼工作?”得後回答説:“研究魯迅”。得後並不迴避他對中國和中國國民性(得後稱之為“漢民族的特質”)的悲觀與絕望;但他依然相信:“一個養育了魯迅的中國,他一定會愈來愈多的認識魯迅,信服魯迅,接受魯迅”,必將走向“立人”而“立國”之路,“像魯迅那樣屹立於世界各民族之林”(《垂死掙扎集.寫在前面》)。不能簡單地把這看作是一個烏托邦式的夢想,這背後有着對魯迅立人思想的堅定信念。

從這樣長遠歷史的大視野來看我們這一代的研究,既不難看出其價值:畢竟有了一個新的開始;但更顯示出其侷限性。得後説,“魯迅是一個作家,可我沒有藝術感。魯迅是個思想家,可我沒有理論思維。魯迅是個翻譯家,我是外文文盲。魯迅‘幾乎讀過十三經’,我不懂文言文。魯迅是個革命家,我只能逆來順受”,“我自信我對魯迅有所領悟,但我自知我不能讀得很好,達到滿意的程度”。他所説的都是老實話,説出的正是包括我在內的成長於“與人類文明全面決裂”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根本性弱點。我們根底不厚,先天不足,全靠後天的勤奮,才取得一點有限的成果,“有缺憾的價值”。唯一可以自慰的,是得後説的,在改革開放的時代,我們有了覺醒,“沒有成為魯迅深惡痛絕的‘理想奴才’,‘萬劫不復的奴才’”(《垂死掙扎集.寫在前面》)。於是,就有了得後對自己的總體評價;在我看來,也適用於對包括我在內的這一羣人的研究的評價:“成績這樣單薄,膚淺”,影響也有限,但“也許並不平庸”(《魯迅教我.題記》)。

2021年5月17日——6月1日寫,6月23日改定